潘祖德

赵玉阶（1896-1970），湖北宜都市高坝洲镇青林寺人。年幼时上过私塾，后随老中医学医。1914年，他在家乡胥家冲开药铺行医。1919年，他迁往松滋沙道观与肖家咀一带行医。1927年，赵玉阶经松滋共产党员张波臣介绍入党，后被指定为松滋县第一个基层党组织——肖家咀党支部书记；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赵玉阶曾组织当地农民协会，配合贺龙开展游击活动。1930年，贺龙曾拨给赵玉阶枪支和活动经费，作为县委办公和游击之用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，赵玉阶生活拮据，曾与贺龙书信往来，并得到一定经济资助。中老年时期，赵玉阶从事乡村医务工作。

赵玉阶，原名赵廷玺，曾用名赵庆甦，1896年出生，宜都市高坝洲镇青林寺村赵家坪人。据当地老人介绍，赵家祖辈种地，赵玉阶儿时上过三年私塾，后随当地老先生学了中医。十三岁至十七岁期间，赵玉阶在老家种地、织布兼修医术；十八岁时，他在青林寺胥家冲正式开设药铺行医。据民间传，赵玉阶学成中医后，不仅淬炼医术，而且讲究医德。他能治疗许多疾病。从不饮酒，百姓找他出诊一直坚持步行，不许雇人用轿子抬他，一时成为地方颇有口碑的医生。

2011年青林寺党员吴静远提供手稿

曾见闻过赵玉阶的老党员、青林寺村退休干部，现已八十岁的吴静远，早在2011年就向笔者提供千余字手稿，深切回忆大革命时期走出青林寺的中共地下党员赵玉阶。背景波澜壮阔，脚印遍及鄂西，情节险象环生，却因缺少关键性材料，笔者不敢贸然动笔。

作者（中）采访老党员

 直到近年，在获得更多关于赵玉阶身世以及他早期参与革命活动的线索后，本人才继续坚持写下来。还原故事的过程真相，需要进一步求证多个疑问。前不久笔者再次走进青林寺，采访吴静远和另一位老党员赵兴寿。二老精神矍铄、思路清晰，经过反复回想、比对，涉及赵玉阶及其家庭的诸多疑点、盲点问题，逐一变得明朗起来。

赵玉阶生活在贫困的家境中，祖辈几代均为农民，而且没有自己的土地，常年以租种大户佃田为生。封建时代，佃户被残酷的剥削制度困扰，不仅丧失人身自由，还随时受到被地主夺佃的威胁。穷则思变。富有远见的赵家长辈，从牙缝积攒一点财物，送年幼的玉阶念了几年私塾，打下识文断字的基础，后托付老中医廖宗泽收他为门下学徒。正因如此，成年的赵玉阶深知农村贫困、农民疾苦，后来他坚持一边种地一边行医。到了民国七年，世界性大流感爆发，受波及的青林寺及周边农村，不少家庭已受重创。二十岁刚出头的帅医哥赵玉阶，成天治病救人让他忙得焦头烂额。屋漏偏遇连阴雨，正当无数农家遭受瘟疫折磨甚至失去亲人的时候，温顺的清江又被罕见的暴雨推波助澜，沿岸大面积农田被洪水无情淹没。赵玉阶家庭亦受其害，租种的佃田因急于行医和水灾频发等叠加缘故导致荒芜。长期这样，佃主担心赵家贻误土地收益，便借故中止佃契，收回他们的佃田。

民国八年（1919年），不甘屈辱的赵玉阶，举家迁往松滋县沙道观和肖家咀一带落脚，还是边种佃田边行医，维持一家生活。

素有小沙市之称的沙道观，商贾云集。几经考察后，赵玉阶租住对河肖家咀，凭着娴熟的医术和博爱的医道，开始谨慎地行医。

到了1927年9月，天气转凉。这天，刚去偏远农户出诊回家的赵玉阶，迎来一位头戴草帽、身着布衫的年轻人，言语不多的他进屋落座求诊。经过一番望闻问切后，赵玉阶微笑探问：“令兄脸色红润，脉行正常，何来之疾？”年轻人故作神秘道：“本人病情复杂，已遍寻名医诊治，大都如你所说。先生仁慈可亲，何不留我住上几日，等观察仔细再作诊断！”这位风度翩翩的求医青年名叫张波臣。

张波臣时年22岁。年龄虽比赵玉阶小九岁，但当年他已是中共松滋县委创建人之一，同时兼任第一届共青团松滋县委书记。1928年6月，在松滋县党部执行委员会领导下，23岁的张波臣出任总指挥，开启威震荆楚大地的九岭岗暴动。1930年张波臣被党组织派往贺龙麾下的红军某部任团长，同年9月在沙市战役中壮烈牺牲。

书归正题。在认识和求医之前，张波臣已对赵玉阶作过数次调查。当得知赵先生有文化，且同情穷苦民众，相处几日他俩便成为挚友，常在河边一起散步，促膝谈心。取得信任之后，张波臣坦诚地说：“我的确没病，先生诊断没错。但我们国家有没有病？我们的民族有没有病？……”玉阶被波臣友一连串醍醐灌顶的疑问所打动。他坐立不安紧锁眉头追问：“这世道内忧外患，叫我们能怎么办？”

“有办法！”波臣乘势而谈，“救国救民者，唯有共产党！”

“共产党我也听说过，可现在不是到处被追查、被捉拿么？”赵玉阶满是疑惑，却又凑近张波臣耳边好奇地低声问。

“共产党是捉不尽、杀不绝的。”张波臣满怀信心地说，“我就是共产党！”“你是？”赵玉阶猛地站定，一阵恐慌一阵欣喜。

回到诊所，两人彻夜长谈，赵玉阶理解并表示愿意参加革命。翌日黎明，张波臣郑重宣布：“从现在起，先生就是共产党员了。让我们举起右手，庄严宣誓吧——”曙光映红了大地，映红了他们的脸。

赵玉阶紧握张波臣的手，兴奋地说：“今后听你的，你才是真正的大先生！”他不仅口头宣誓，还在后期多年工作中践行承诺。

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，赵玉阶以行医作掩护，秘密发展共产党员。入党后三个多月，他发展陈洪斗、汪永金、陈洪康、盛善学、邓时甫、邓全英、汪永茂等七名党员。年底，张波臣再次到沙道观考察，认为创建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。随后，他主持并建立松滋县第一个基层党组织——中共肖家咀支部，赵玉阶被指定为支部书记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地方武装，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工农武装为“洪水猛兽”，大力叫嚣并疯狂执行“宁可错杀三千，不可放走一个”的“清共”政策。

松（滋）枝（江）宜（都）三县联合的革命形势日益严峻，尤其在1928年九岭岗起义遭血腥镇压之后，松滋农民革命运动再次进入低潮。此时，赵玉阶组织党员，仍在当地寻求时机秘密开展活动。他们以亲串亲、邻串邻的方式发展农协会员，恢复和建立农协组织，向贫困百姓宣传革命思想，传播先进文化，反对苛捐杂税，并在农会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，组织农民革命队伍。

经过长期探索，赵玉阶研制出疗效好的枪伤药，在漫漫行医途中，常遇江陵、洪湖过来的赤卫队员找他疗伤。每次，他都冒着危险义不容辞地精心救治，让病号早日归队。后被贺老总闻讯召见，并征询他愿否留任赤卫队医生，赵玉阶欣然同意。这应该是他与贺龙早期交集的线索之一。在贺老总的关怀下，赵玉阶也成为一名赤卫队员。

此后，他担负起繁重的任务，除了给赤卫队员秘密疗伤治病，赵玉阶还经常冒着风险外出行医，不断搜集敌情，在松滋、枝江一带智斗地方豪绅和土财主，为党组织筹措经费。尽管是秘密工作，但敌特的破坏力依然很大。在遭遇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疯狂围剿后，赤卫队几经转移。赵玉阶与敌人不停周旋，从洪湖转至松滋，后又从松滋转到枝江。其间，根据鄂西特委指示，松（滋）、枝（江）、宜（都）三县联合成立党部委员会，赵玉阶担任委员会委员分管组织工作。

随着九岭岗起义失败，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夏，松滋沙道观、米积台地区党组织，接连遭到国民党军独立第十四旅和团防“清剿”破坏，赵玉阶回宜都从事革命活动。同年11月，他回到青林寺，利用亲友关系秘密发展党员，建立党组织。他向入党对象宣传党的革命纲领，主张对外打倒帝国主义，收回租界；对内铲除贪官污吏，打倒土豪劣绅，废除旧制度，建立新中国，实现人人有饭吃、有衣穿。

为鼓舞赵玉阶勇于斗争的精神，弥补基层党组织办公和游击经费的短缺，这一年，已出任红二军团长的贺龙，特拨枪两支、光洋580元、黄金5两并辗转送达。宜都大地风起云涌，赵玉阶和他的同志们马不停蹄进行宣传发动。短短数月，在青林寺、赵家坪一带，他们先后动员发展廖缉伍（私塾先生）、廖悦波（小生意店）、廖光照（织布）、廖杰臣（道士）、吴金山（铁匠）、郭庆富（种佃田）、邹新垣（布店）等七人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1年1月的一晚，在党员廖悦波家中召开中共青林寺支部成立会议，推选廖缉伍任支部书记。支部下设两个党小组：第一组组长邹新垣，第二组组长廖光照。

随后，党小组分别在鄢家沱、青林寺等多地发展党组织。除了几名党员骨干，还有像廖光硕、吴明科等佃户的庄稼汉加入，支持党领导的游击队开展革命活动。武器不够用，党员吴金山凭着娴熟的铁匠技艺，很快学会仿造马枪。这种马枪比步枪短，比手枪长，只是比真枪的射程短，敌方辨不出真假，派上近距离射杀还是很有威力的。

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赵玉阶还与在长阳入党的鄢家沱共产党员冯瑞辉取得联系。那时，冯瑞辉自任队长，在鄢家沱小镇上以客栈作掩护，秘建一支拥有10余人枪的鄢家沱游击队，主要目标是打土豪、袭团防。他们乔装棉花贩子，将缴获的武器弹药裹在棉花包里，或伺机藏进送祝米的盒箱里，大摇大摆通过团防哨卡，送到长阳西流溪、资丘，再转运至鄂西游击大队，支援苏区武装斗争。令人悲愤的是，1932年4月，冯瑞辉和群众骨干廖光硕被地主武装抓捕杀害。

当年，平日狐假虎威欺压百姓的反动武装，亦被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吓如惊弓之鸟。一日，红军李步云师突袭长阳平洛区公所，当时有人放出信息，李部还将攻打长阳县城，且谣传前哨部队已达距县政府十里路的三里店。姓杨的县长闻讯大惊失色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来不及求证，宁可信其有，犹豫片刻后伪县长选择逃命要紧，已顾不得政府的一丝颜面。只见他套上一身旧衣逃出东门，一路小跑。翻山越岭气喘吁吁急奔四十里路，到达青林寺游士坡时天色已晚。

当时只顾逃命，生怕红军追来砍了脑壳，杨县长居然连途中跑掉一只鞋都没有在意，直到落宿青林寺松记客栈才发现。第二天，长阳保安大队派八个人找县长，他们一边走一边向路人打听，毫无顾忌地询问见到长阳的县长没有。游击队侦察员很快得到消息，找县长的人个个背有枪支。这一敌情迅速反馈到冯瑞辉客栈，冯队长立即禀报赵玉阶，并安排游击队埋伏到天花坪，锁定他们还会原路返回。

再说找县长的八个人，几乎断定县长不会舍近求远，很可能走北大路逃往宜都。于是，他们循着鄢家沱方向下了土地岭。当行至邓家坪大路时，忽见“鼠”县长失落的一只鞋正在路边。他们提着鞋，洋洋得意地沿大路寻至游土坡松记客栈，正欲探问伪县长下落，倏地眼前一亮，一副邋遢模样的县长大人就藏在那个偏屋旁的角落。

“杨县长在这里呀，您让我们找得好苦啊！”店老板廖宗松也大吃一惊，原来此人就是长阳的县长。在场的人见他这般狼狈，又气又嗨，却不敢笑出声，赶紧把鞋子给县长穿好，让他回府坐镇。

这路散兵怎么也没料到，回去的道儿远比来时路更为凶险。一行人前呼后拥，正暗自庆幸找回了主子。可等他们刚到天花坪时，只见彪形大汉冯队长举着马枪从天而降，一声断喝：“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！我们是红军，你们被包围了。”随即五六个游击队员截住后路。

九个怂包哪见过如此阵仗。一听说是“红军”顿时吓得面如土色，他们接连下跪双手举枪，头也不抬便央求“官爷饶命”。

此刻，游击队员个个包公似的黑虎着脸，三两下就把眼前几个县长跟班的枪械给缴了。随后赵玉阶赶到，又命令他们把鞋子脱掉才让离开。几个队员不知其意，赵故作神秘地告诉他们：“别小瞧这帮猢狲，虽没了鞋却还有袜子，照样能走回去，不过再怎么走也没有穿鞋跑得快。等他们回府报信，再来人追我们恐怕就兔子过岭了喽！”说完众人大笑。原来，赵玉阶打的时间差，想让队员们安全脱险，还要把这些战利品转交给红军战士，那时他总想着法子为红军筹集军需。

1931年春，赵玉阶在青林寺、鄢家沱一带已打开工作局面。这次前往联合县委汇报工作后，他和党小组长廖光照返回青林寺，接着前往红花套汪家棚与党员汪道润联系，途中被袁家棚保董察觉跟踪。随后，保董向国民党第三区（红花套）保安团密告赵是共产党员。

4月24日，第三区保安团头目侯华卿，率30余名团练赶往赵家坪赵家大屋将其抓捕。赵玉阶被抓到红花套区公所后，团防对其施以酷刑，他们用铁箱装炭火让其“背火箱”，用木头夹腿或腰部名曰“上压杠”，还以吊打、点燃香烧其小腿等方式，逼迫他交出共产党同伙。可赵玉阶死不承认自己的身份，也一口否认同伙是共产党。见他油盐不进，红花套团防便逐级上报，后奉县长李继膺之令，将打得不能行走的赵玉阶抬上木船，再上大船沿长江押至宜都县城监狱关押。

得知李县长亲自提审赵玉阶的消息，青林寺党支部秘派党员廖杰臣前去辩护。庭上，县长问赵玉阶：“你犯了什么法知道不？”

赵玉阶答：“我没犯法，关了这么多天，我都不知何故。”

这时，廖杰臣插话，称这是一起错告。县长说咋会是错告呢，开庭前江北又来电话，说赵玉阶还在江北杀过人呢！廖杰臣紧抢县长的话头，直言“让证据说话”，县长小声嘀咕还要什么证据。

廖杰臣抓住话柄义正词严，直言不讳地抱怨：“这不算错告就是诬告！”还提醒县长，“如果没有人证物证就定罪，到时候连大人也脱不了干系。”县长急问：“说说看，我怎么就脱不了干系？”

廖杰臣辩称：“从被抓到现在都一年多了，江北就算杀人也轮不到赵玉阶。如果硬说他杀了人，那岂不是你们放他出去作案吗？你说怎么能脱得了干系？”这下堵住了县长的嘴，一时瞠目结舌。

李县长环顾左右，尴尬自语道：“难道真的是诬告吗？”

廖杰臣斩钉截铁追问：“这不是诬告，难道又是什么？”

抓住了共产党，本想快审定案后邀功请赏的，被这道士廖杰臣一番辩驳倒成无言以对，马上放人吧又觉颜面扫地。自感没趣的李县长真是左右为难，最后只得说搜集证据改日再审，继续拘押。

这一候审，赵玉阶被整整关了七年，1938年赵玉阶才获自由。其间，青林寺地区中共党员大部外逃躲避，党支部亦被迫停止活动。出狱后，赵玉阶在青林寺邓家坪开设客栈，很久与党组织接不上头，又到长阳县都镇湾开药铺寻找组织未果，成为老人一生的憾事。

这正是：忧国忧民跟党走，赤胆忠心“照”玉阶。